當一個人深受抑郁或焦慮折磨而去就醫時，很可能會被告知：這是因為你的大腦出了問題，它無法產生某些必要的化學物質，你需要通過吃藥來幫助大腦恢復正常。在我十幾歲去就醫時，醫生就是這么說的。

十多年來，我對此深信不疑，一直在服藥，因為我渴望得到拯救。每當我加大劑量時，這些藥物都會給我帶來暫時的好轉，可隨后痛苦又重新席卷而來。在長達十多年之久的時間里，我服用了最大藥量。我雖然在服藥，可仍然深受抑郁的折磨，于是，我覺得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問題。

抑郁癥并非“大腦出了問題”這么簡單

不行，我必須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我如此渴望知道答案，我花了三年時間在劍橋大學接受社會科學培訓，研究到底是什么導致了抑郁和焦慮，以及如何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最終，我被自己學到的許多東西嚇了一跳。首先，我對藥物的反應不是反常的，而是再正常不過的。

研究結果表明，睡眠模式的改變對抑郁的改善效果明顯好于化學抗抑郁藥。藥物會在短時間內緩解抑郁癥狀，但是對于像我這樣的大多數的人來說，這不足以擺脫抑郁癥。于是，我明白了給抑郁及焦慮的人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法很重要。我想知道如何做才能真正幫到他們。

除此之外，我吃驚地發現，許多著名科學家認為“抑郁癥是由大腦的化學物質失衡所引起”的觀點并不完全正確。事實上，研究正在逐漸揭示抑郁和焦慮有九大主要形成因素，兩個是生物性的，另外七個并非生物性的。這些因素完全不同，它們在抑郁焦慮者的生活中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更令我吃驚的是，世界衛生組織多年來一直在警醒我們要解決形成抑郁癥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這九個成因差異很大，也是我調查研究比較困難的地方，因為我一直以來對抑郁癥是大腦問題的觀點深信不疑。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亞的圣地亞哥遇到杰出的科學家文森特·費利蒂博士，我終于弄明白了，原來抑郁癥的成因并非“大腦出問題”這么簡單。

一個減肥項目帶來驚人發現

費利蒂博士的研究突破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幾乎是偶然發生的。他的那次經歷乍聽起來似乎和抑郁癥沒有太大關系，但值得我們認真聆聽，因為它可以帶來很多啟發。

當病人第一次來到費利蒂的辦公室時，他們中的一些人無法正常從門口進去，因為他們實在是太胖了！也正因如此，他們被分配到他的診所，這也是他們最后的希望了。費利蒂受醫療供應商凱撒集團委托，研究如何真正解決這些人的肥胖問題。費利蒂博士帶領團隊一切從零開始，竭盡全力嘗試所有可能的方法。

一天，費利蒂想出了一個瘋狂而又簡單的方法：如果這些嚴重超重的人僅僅停止進食，靠他們在體內積累的脂肪儲備生活，在專業監控下服用營養補充劑，直到他們降到正常體重，會怎么樣？會發生什么？

他帶領團隊謹慎地嘗試著，在大量的醫療監控下，令人吃驚的結果出現了：患者不斷減重，身體逐漸恢復正常。效果之明顯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但后來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些患者減重效果特別明顯，醫療團隊以及患者的朋友們本以為他們會開心，誰曾想那些做得最好的人卻往往會陷入巨大的沮喪、恐慌或憤怒中。他們中的一些人自殺了。別看他們身材壯碩，可他們的內心時常感到難以置信的脆弱。他們經常從項目中逃跑，狼吞虎咽地吃快餐，然后很快就把體重恢復到了原來模樣。

費利蒂為此深感困惑。直到他后來遇到一個28歲的女人，和她進行深入交談后，才終于解開了謎團。在51周內，費利蒂幫她從408磅減到了132磅。然而，她在之后的幾周內體重突然就增加了37磅，沒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沒多長時間，她的體重就又恢復到400磅以上了。

費利蒂溫和地和她溝通，探討到底在減肥的過程中發生了什么，導致其體重陡然回升。一開始，兩個人看上去似乎都很困惑。他們談了很久。最后，她談到了一件事：在她肥胖的時候，從來沒有男性對她感興趣?？勺詮捏w重減到正常水平，竟然有男人向她求婚了，這是她長這么大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她很害怕，就逃跑了，隨即出現了強迫性飲食，無法停止。

費利蒂問了她一個自己以前從沒問過的問題：“你什么時候開始發胖的？”她回憶了一下，答道：“11歲的時候”“11歲的時候，你的生活中還發生過什么嗎？”“嗯，”她猶豫后回答道：“那段時間，正是我祖父開始強奸我的時候。”

費利蒂與183名參與該項目的人交談后發現，55%的人曾遭受過性虐待。一位婦女說：“我在被強奸后體重之所以增加，是因為我對肥胖不在乎了，而且這也正是我需要的方式。”

事實證明，這些婦女中的許多人一直在使自己肥胖，是出于一個無意識的原因：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男人注意，因為男人會傷害她們。

費利蒂突然意識到：我們所認為嚴重的肥胖的問題，事實上是我們用來解決不為他人所知的問題的常用手段。

童年期創傷帶來的影響

這一發現促使費利蒂發起了一個大規模項目，研究關于各種童年創傷對我們成年后的影響。他對圣迭戈的17000名普通病人進行了問卷調查，這些病人來這里只是為了一般的醫療保健——從頭痛到腿傷。問卷涉及的問題包括，在你小時候，是否遭遇過這10件壞事，比如被忽視，或者受到情感虐待等。然后會問你是否有這10個心理問題，如肥胖、抑郁或上癮。他想知道早期經歷的創傷和成人后心理問題之間的相關性。

結果顯示，兒童期創傷導致了成年期抑郁癥爆發的高風險。如果一個人小時候經歷過7類創傷性事件，其成年后自殺的可能性要高出3100%，注射毒品的可能性要高出4000%。

在和費利蒂醫生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深入的交談后，我渾身顫抖著走到圣地亞哥的海灘上，向著大海吐了幾次口水。這次交談迫使我不得不思考我本不想面對的和抑郁癥有關的經歷：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媽媽病了，爸爸當時在國外，沒有家人的照顧和保護，我經歷了一些來自成年人的極端暴力行為：我被人用電線死死勒住等一些重大傷害事件。我試著把這些記憶封存起來，深藏于腦海，不讓它們出來干擾我的正常生活... ...

我意識到，釋放恥辱感的行為本身就是治療

為何這么多在童年期經歷過暴力的人有著類似的感受？為何這些感受會導致他們中的許多人產生自我毀滅性的行為，比如肥胖、成癮或自殺？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盡管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證據來證實，但我還是想介紹下我的一個發現。

“如果這是你的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是主宰者。”

在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你幾乎沒有能力改變你的環境。你無法離開，也無法強迫別人停止對你的傷害。那么，你有兩個選擇：1.你可以向自己承認你是無能為力的。在任何時候，你都可能受到嚴重傷害，而你對此無能為力。2.你可以告訴自己這是你的錯。如果這樣做，你實際上會獲得一些力量——至少你的頭腦會這么認為。如果這是你的錯，那就意味著你本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你并非被動的，而是有掌控權的主宰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像肥胖保護了一些女人不被她們所恐懼的男人強奸一樣，怪罪于自己的童年創傷，會避免你看到自己的脆弱。

但這是有代價的。如果你對受到的傷害負有責任，那么在某種程度上，你必須承認你應該受到傷害。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孩子應該受到傷害，那他不會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還要受到同樣的傷害。否則，還要人怎么活呢？這只是幫助你在早期可以存活下來的一個選擇而已。

但后來我發現還是費利蒂博士對我的幫助最大。當通過填寫的問卷發現患者經歷了童年創傷的時候，費利蒂博士會讓他們的醫生在病人下次來治療時，同他們講：“我看到你小時候有過一些糟糕的經歷，很抱歉發生在你身上，你想談談嗎？”

費利蒂想看看能否通過讓患者和一個值得信賴的權威人物討論這些創傷，并且被告知這不是他們自己的錯，而有助于釋放患者的恥辱感。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人震驚。僅僅只是討論創傷就足以使日后患病的幾率大大下降了——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患者對醫療保健的需求下降了35%，對于那些得到更深入幫助的人來說，下降了50%以上。一位老婦人后來寫了一封信，說：“謝謝你問我那些問題……我原本擔心直到死的時候，都沒人知道我究竟經歷了怎樣可怕的事情。”

我意識到，釋放恥辱感的行為本身就是治療。所以，我開始向我信任的人談論我早期的經歷。他們不但沒有嘲笑我，沒有認為我很差勁，還表現出了對我的關愛，幫助我表達出對過往的悲痛之情。

“如果你發現你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而且你覺得自己無法改變什么，那么你很可能會變得抑郁。”當我聽到我和費利蒂長時間談話的錄音時，我突然想到，倘若費利蒂和其他醫生一樣，告知患者是他們的大腦出了問題，才導致他們如此痛苦，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服藥，他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形成自身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也就無法真正治愈。

要處理抑郁癥，不能一味地依賴抗抑郁藥

我對抑郁和焦慮的調查研究越多，就越發現，抑郁焦慮同生活事件密切相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大腦的問題。如果你發現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并且你覺得自己無法改變什么，你很可能會變得抑郁；如果你感到孤獨，又無法依靠周圍人的支持來改變，你很可能會變得抑郁；如果你認為你的未來沒有保障，你很可能會變得抑郁……許多人的抑郁可能和其生活狀態及方式密切相關。當然，抑郁也和一些生物因素有關，比如你的基因，可能使你對那些影響更加敏感，但我覺得生理因素并非抑郁的最主要原因。

這讓我找到了科學證據，證明我們必須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來解決我們的抑郁癥和焦慮癥危機，而不能一味地依賴抗抑郁藥。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避免把抑郁和焦慮看作是一種不正常的病理狀態，或簡單地歸結為大腦化學物質的失衡。患者的確很痛苦，但這種痛苦是有意義的，它并非一種不正常的生理疾病發作，而是一種對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回應。要處理抑郁癥，你需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在我漫長的抑郁經歷及調查研究過程中，我找到了一種新的“抗抑郁藥”，一種消除病因，而不是單純減輕癥狀的“抗抑郁藥”——從釋放你的恥辱感開始。

一天，費利蒂博士的同事羅伯特·安達博士告訴了我一些我一直在思考的事：當人們表現出明顯的自我毀滅性時，是時候停止問他們“出了什么問題，”而應該問問他們“經歷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