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心理學博士陳玲先老師推薦閱讀：創傷的

該分析師是精神分析訓練候選人，個案是他當時接手的第一個干預病人。分析師曾是一名兒童幸存者，他5—7歲時是在一個納粹集中營度過的。在開始治療工作前，他在美國的移民身份出了問題，其精神分析訓練面臨中斷。協會給出忠告，如果他不能保證可以在美國駐留足夠長的時間，那么就既不能開始首個干預工作，也不能繼續訓練課程。他覺得自己又要被驅逐了—從目前居住、工作的國家流放、流亡，還得不到受訓協會的保護。最后，美國的移民法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恰巧緩解了這場危機，他得以接手第一個干預病人。
 
個案的督導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精神分析師，也是來自歐洲納粹占領區的難民。他因靈活性、包容性，以及所撰寫的有關精神分析新客體關系經驗的原創性著作而為人所知、飽受贊譽。據其論述，需要借助新客體關系經驗重新審視童年早期受損的客體關系，建立動態的治療過程。
 
個案是一位年近30歲的女性，單身，是一個教師。她是家中的老大，有一個比她小5歲的弟弟。她認為弟弟是父母的寵兒，非常嫉妒他。除了工作，她的生活相當空虛。她幾乎沒什么朋友，更談不上社交生活。她從未與任何男性建立過關系，也沒有談過戀愛。她的癥狀是間歇性抑郁、絕望和驚恐發作，也曾因驚恐發作被送到急診室。
 
一躺在沙發上，她就開始懷疑分析師，從分析師的節制中解讀出各種各樣的意義。她覺得從一進治療室開始，分析師就鄙視她，試圖讓她出丑。他是冷漠的、挑剔的。她將分析師比作自己的母親，在她看來，母親是疏遠的，并且非常嚴厲。然而，治療師的移情解釋并沒能改變什么。她頻繁暴怒，大聲喊叫，以至于隔壁的同事都幽默地詢問分析師對病人做了什么，是不是在嚴刑拷問她。幾年以后，分析師回過頭來反思，覺得這個詢問可能有重要意義。
 
從既往史來看，這位病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出生的，她的父親在戰爭開始后就應征入伍了，在太平洋戰區服役，于1942年消失了，命運未卜。父親被認定為在作戰行動中失蹤，病人的母親認為他已經死了。分析師可以想象一位抑郁、悲傷的母親，對病人來說這個母親很可能是不可及的。然而，分析中重建關系的努力也沒起作用。
 
非常有趣的是，在三個月督導中斷的空窗期中，分析師在一次研討會上向同事報告了這個案例，此時病人的情況的確有所改善。研討會上的每個人都對這位病人幻想中的愛情生活、她的夢，以及她和男性建立關系的可能性感到好奇。治療師覺得向同事們報告這個個案比向督導師報告要輕松得多，也正是在這個空窗期內，病人和一位男性進行了她此生唯一的一次約會。
 
分析師對幾乎中斷其訓練的協會的許多情感，潛藏在督導設置中，滲透了童年受迫害的體驗，抑制了他進一步探索的創造性和分析的自主性。因此，當督導恢復之后，分析情境又恢復原樣。由于分析進展不順，督導建議該候選人讓病人不再躺著，而是坐起來面對面講話。分析師非常害怕如果遵循這個建議，他將失去完成分析訓練所必需的學分，同時也害怕自己將被迫終止訓練—班里近半的人因進展不符合要求而離開了。分析師感到被驅逐的威脅越來越近，這一威脅已嚴重影響他對病人的工作，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
 
病人更詳細的個人史信息顯示，父親在戰爭結束時奇跡般地回來了，并且被授予銀星勛章，這是美國最高的軍事榮譽之一。但分析師和督導師對父親失蹤這幾年的下落仍然一無所知，也都沒有任何疑問—兩個人都沒覺得意外。分析陷入僵局，病人的憤怒還在一次次地爆發。在4年幾乎毫無進展的工作后，分析師告訴病人他不知道該如何進一步幫助她，或許是時候換一個分析師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9年到1973年間。1973年，在分析因僵局而中斷后不久，分析師在贖罪日戰爭中擔任了國防軍的精神科醫生，駐扎在以色列北部一個接受敘利亞前線傷病者的醫療中心。出乎所有人意料，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高得驚人。后備軍人直接從猶太教會堂被召集過來，編入臨時團體，派上戰場上，阻止敘利亞進攻。很多人突然置身戰爭，離開曾一起訓練、服務、工作的戰友所在的常規部隊，沒有熟悉的社會支持網絡，面對巨大的喪失、傷亡，尤其是直接暴露于各種暴力之下，這都導致了心理失調。
 
分析師觀察到，最嚴重的、治愈可能性最小的受害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事件幸存者的孩子。有這樣一個個案，他沒有名字，沒有家庭，沒有記憶，來的時候處于嚴重的抑郁性木僵狀態。分析師在燈光昏暗的帳篷里，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陪伴他。慢慢探問后，分析師逐漸得知，個案在前線擔任無線電操作員時曾看到坦克兵在路上停下來，然后在無線電上聽到他們的聲音—他聽到了坦克兵最后發出的信息，他們被敘利亞坦克包圍，彈藥也用完了。這些經歷與其多位家庭成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大屠殺中被殺害的記憶畫面產生了共鳴，這些家庭成員們的名字會被提起，但是家人很少進一步談論他們。對他來說，他們是無處不在的—盡管他們不在了，而且一直“被沉默著”。漸漸地，當繼續做這種聯結后，他從木僵狀態中恢復過來，記起了自己的名字，認出了臨產的妻子。他們以一名陣亡的坦克指揮官的名字來為其兒子命名。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因為精神激越狀態而被送來的士兵。他語無倫次，情感、行為嚴重失控。他是一名武裝警察，職責是阻止平民靠近前線，但未能成功攔截載有兩名男子的汽車—車子被炸毀，只留兩具血肉模糊的尸體，這讓他聯想到了一名被俘的敘利亞軍官。在雜亂無章的敘述中，他談到父親講述的德國黨衛軍將猶太兒童的腦袋往墻上撞的故事。前線的暴行觸發了曾經聽聞的有關暴行的記憶—那些故事伴隨他的成長—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盡管接受了大劑量的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干預，他的精神狀態并沒有改善，不得不被轉到一個慢性病治療中心繼續治療。
 
這兩位男性都曾在家庭中暴露于大屠殺的暴力影響，這增加了他們面對戰場暴力時的脆弱性。其他士兵可以運用慣常的防御，如解離（dissociation）、去現實化（derealization）、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等來應對這些創傷性經歷，使自己更好地隔離出來。但對這兩人來說，這些防御不再能發揮作用。極端的暴力持續在他們個人史中呈現，因此不可能被忽略或置于一旁。
 
在此后幾年里，分析師參與了非常多有關創傷后應激障礙和創傷代際傳遞的臨床工作。在反思前面提及的干預案例時，他開始以一種新的、不同的方式將有關內容拼接在一起。他突然意識到，個案父親失蹤的幾年有一個極有可能的解釋—他被關押在日本戰俘集中營。分析師閱讀過日本人虐待美國戰俘的材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病人的父親會被授予銀星勛章—他可能真的遭遇了酷刑，而這種體驗侵入了分析空間。
 
分析師意識到，個案父親回來后，那對歡喜的夫婦決定再生一個孩子來慶祝，而病人可能正好被排除在這一慶典之外?？梢韵胂?，在戰俘集中營關了幾年之后，這位父親很可能一直遭受著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折磨，其中一些創傷體驗也很可能傳遞給了女兒。分析師突然感覺理解了病人的恐懼、無助和由此導致的憤怒。不幸的是，他當時沒有想到要詢問病人父親那幾年的下落，或歸來之后的癥狀，這本可能給他啟發。這種理解姍姍來遲，他只能猜想可能那個父親被噩夢折磨多年，因此在小女兒面前情感有所保留。
 
回頭來看，突出的問題是分析師沒有相應的好奇心，缺乏創造性思維。分析師自己童年集中營經歷，是否使他忽視了病人可能在童年經歷過與集中營相關的創傷。似乎分析師體驗到自己缺乏反思和自我反省，這導致了他對擺在明面上的事情沒有好奇心—即使不是顯而易見的。他沒有注意到自己并不知道個案父親失蹤的原因和失蹤期間的下落。同樣突顯的問題是，督導師—甚至以其臨床敏感性而見長—也沒有留意這個問題。難道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創傷經歷的影響？督導師自己被壓抑的迫害記憶是否導致他沒有看到相似的經歷也可能發生在病人的家庭中？幾年以后，分析師懷疑，這是否就是一個他及督導師雙雙出現反移情盲區的案例。
 
不幸的結果是一個絕望多疑的病人在躺椅上尖叫。分析師對她的抑郁的解釋，是母親在父親失蹤的時候充滿悲傷和絕望，剝奪了病人應得的母性關懷。然而，沒有聽到的東西可能才是病人尖叫的實質，它可能更多與父親在日本戰俘集中營中嚴重且漫長的創傷經歷有關。
 
在這個案例中，分析師和督導師對病人體驗到并在分析情境中再現的經歷進行了分析性傾聽、聯想、整合，并最終通過表征加以理解。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他們令人費解的缺席—準確地說是停擺—讓人驚訝。消失的父親和他的歸來所蘊含的意義，以及清楚地擺在他們眼前的這些資料，都沒有被承認和探索。我們該如何解釋這點？是否有可能病人所承接的代際傳遞的創傷經歷，與分析師和督導師曾經歷的大量生命創傷遙相呼應，產生了回響？這是否阻止了分析進程，導致未能對沒有形成的聯結進行共情性探詢，最終讓三個人的創傷離散、凍結在各自的位置上？是否這就是創傷經驗的獨特性，不局限于特定時間、地點，而在幾代人間發生影響？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回顧一下其他人在這個主題上的工作。威爾遜和林迪（1994）在著作《創傷后應激障礙治療中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TSD）中研究了共情張力現象，并提出了“共情性退縮（empathic withdrawal）”這個新概念來解釋分析過程中的這種時刻。這個概念可能與共情停擺（empathic shutdown）部分相關，但并非全貌。在我看來，原本應敏感于微妙的暗示的專業人員顯現出明確的盲區，意味著存在一種比自我防御更強大、更深的力量。這些強大力量的起源將在隨后探討。整理自網絡，旨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