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抑郁癥的經濟負擔

重性抑郁癥患病率在大流行期間增加了兩倍多。

早在1990年代初，心理學發現了重癥抑郁癥令人不安的特點——重性抑郁癥（MDD）會給家庭和個人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科學家跟蹤了這種疾病流行的變化情況，以及給那些痛苦的人帶來的影響。我們現已知道，MDD患者會出現一些身心共病癥狀，例如疼痛和焦慮癥。

Paul E. Greenberg發表在《藥物經濟學》特刊上的文章介紹了重性抑郁障礙給成年患者帶來的經濟負擔。

該論文通過分析2010年（經濟大蕭條期間）和2018年（經濟復蘇時的）的數據，并且發現了這種廣泛而有害的疾病在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中帶給人們的影響。研究顯示，患有MDD的成年人的經濟負擔在2018年增加了3260億美元，是2010年的138%。

該項研究不僅計算了MDD患者的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該項研究提供了一個多維視角，人們通過可以這個視角更好地了解疾病帶來的各種影響。

具體而言，研究發現，治療MDD本身的直接醫療費用只占疾病負擔的11%，而治療共病的醫療費用占24%。另有4%是自殺相關費用造成的，而無法工作、以及生病期間工作完成能力下降帶來的損失占據了經濟負擔的61%。

顯然，治療MDD或其合并癥的醫療費用遠低于無法工作（或工作能力下降）帶來的損失，疾病帶來的額外負擔如此之重令人咂舌。

該研究還發現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的變化。

首先，自2020年初以來，COVID-19的大流行明顯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盡管目前還不清楚COVID-19的大流行對MDD的全部影響，但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估計，大流行期間MDD的平均流行率為27%，是2019年流行率的三倍多。MDD患者數量的空前增加似乎有可能轉化為更高的疾病負擔。

Greenberg在最新研究中揭示的第二個重大變化是，年輕人患MDD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在2010年的1550萬MDD患者中，有540萬的患者年齡在18至34歲之間，占比35%。而到了2018年，相同年齡段的比例達到了47%（1750萬人中有830萬人是年輕人）。

病患向低齡化轉變的趨勢可能會讓工作、家庭和學校承受更多的負擔。

當年輕人患病后，如果沒有得到有效和及時的干預，這些人特別容易受到潛在的不可逆轉的不良生活后果的影響，包括高中或大學輟學、青少年養育問題、婚姻或工作不穩定。

第三個變化是MDD治療治愈率開始下降。盡管治療比率從1990年的28%增加到了2018年的56%，但在過去15年里，治愈率一直徘徊在較低的水平，仍然有44%的MDD患者根本沒有達到完全康復的標準。

如果有更加有效的護理形式，幫助病患將醫療支出更多的轉移到治療MDD本身，而不是治療共病的身體和精神疾病，那么這種改變將是完全受歡迎的。

第四個重要趨勢是，經濟復蘇期間（2018年）的就業形勢比大蕭條期間（2010）更為有利。在整個經濟周期中，MDD的就業形勢非常不穩定。盡管MDD患者具有很高的就業能力，尤其是在經濟繁榮時期，但是，經濟衰退期間（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群）帶給MDD患者的影響，往往不成比例。

研究人員發現，在整個經濟周期中，MDD的患病率、嚴重程度、治療率和就業率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這種動態變化導致了社會利益和個體雇主利益之間的緊張關系，即，MDD患者的管理成本讓誰來承擔才是最優的方案。這是一個持續的挑戰，即使在最好的宏觀經濟條件下。

通常而言，一種疾病的經濟負擔與該疾病的流行程度、它對患者造成的損害程度以及它在醫療部門的治療范圍有關。目前而言，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對MDD的影響尚不清楚，因此需要幾年時間來積累相關數據，以便為許多復雜的動態變化提供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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